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心性与性情:先秦儒学思想中的“人”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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发布时间:2017-05-17 09:56:00 | 来源:

[摘要] 以“人生”为思考焦点的中国思想,在先秦时期相关学说主张中,表现为一种对于“人”的理解。探讨“人”的理解,成为建构古代中国思想“知识性”的重要工作。必须建立一个“概念策略”,经由从“自然人”到“自由人”的分析进路,充分认识“心性”与“性情”的重要性,才可适切地展开“人”之图像,进而清楚地还原其古代样态。孟子性论中对“心性”的理解,虽以“道德”为其要素,但此一道德人之理想,并不脱离真实性情感的人性,这正是人之所以获得“自由”之关键。出土文献《性自命出》或《性情论》的内容,对此问题有深入讨论,从中我们当可获致由传统自然材质人性论,走向道德人性论的思想史轨迹,为“自然人”到“自由人”的路向进一步厘清可能性。

[关键词] 先秦儒学;“人”;心性;性情

 

  一、前言

  中国思想文化之特色,自来便以“人生”为其思考之重点。是以中西许多学者皆认为中国哲学亦以“人生哲学”为其思想表现之轴心。此一判断,确可从中国哲学思想议题中得知。然而,亦有学者认为中国哲学思想的此种倾向,不可归入人类的哲学史之发展系谱中①,充其量中国哲学或儒学只是表现为一种格言式的说法而已。此种观点,以今日来看,实有其偏狭之处,不值一驳。但是,这种理解所关注的角度,却是作为今日学者有必要进一步予以“学理化”的方向。也就是说,以“人生”为课题的中国哲学思想,若要脱离“不证自明”的格言式训导,那么我们就必须让这些古代的学说,形成一种“可建构”、“可分析”的知识对象。事实上,以“人生”为思考焦点的中国思想,在先秦时期的相关学说主张上,表现为一种对于“人”的理解。因此,探讨“人”的理解,便成为我们建构古代中国思想“知识性”的重要工作。缘此之故,本文乃从古代中国儒学思想对于“人”的理解入手,希望透过先秦儒者在“心性”、“性情”等课题的检讨与思考,彰显古代中国思想中“人”观的一个侧面。

  二、一个概念策略的展开

  “人”作为一个被思考与自觉的课题,表征着“人”与自然分化的开始。从中西的哲学史来看,“人”与“物”、“人”与“禽”之区别,是当时富于怀疑及批判的心灵,所必然意及的对象。不管是“二足无毛”或“人是理性的动物”,甚或是“人禽之辨”,在在标志着古代哲人对于此一问题的努力②。事实上,也正是由于中西哲人不断探讨“人”自身的存在与价值等课题,方才造就“轴心时代”(Axial Age)的“哲学突破”(Philosophical breakthrough)③。然而,当远古逝去,哲人日萎,许多学说的真义,在传述的过程中,不断地被踵事增华之外,甚至更多的“过度诠释”(over-interpretation),也为“圣人之旨”擦上更多的彩妆。其间虽不无所得,而能拓深原初之意旨,但与此同时,彩妆的抹上,却也使原初观点的精神与意义产生改变。职是之故,尝试“返回原典”便成为今日古代研究的意义之一。不过,我也必须指出“返回原典”并不在于完全地“复原”,事实上,任何回归式的研究,恐怕都无法“宣称”已掌握到原初的客观真实性④。以是,本文在此所谓的“返回原典”,也只是意指尽可能在遵守文献的语文性脉络之规律,“重构”一个可能的先秦儒者之“人观”⑤。

  诚如上述,“人”被自觉地思考时,代表着一种具有自我“认同”意味的觉醒。因此,当我们阅读文献上的“人”之概念,便需要进入此一概念的自觉架构中,而不是将“人”视为一个圆满自足的“字”。当然,此种“进入架构”的处理手法,并非是以“字典式”的定义方法为之,而是将“人”视为一个系统架构下的“概念”。进一步说,“人”虽是一现象,但却是被建构的“对象”,所以,我们必须还原此一“建构”的内涵,“人”也才能被自觉地认识。

  黄光国教授曾经从人类学的研究视野,提出分析研究“人”观时,必须注意“结构”与“历程”的面向。他说:

  人类学家通常是从“结构”和“历程”两种途径来研究不同文化中的“为人之道”(accounts of personhood),以及行动能力的本质(nature of agentive capacities)。所谓“结构”的研究途径,是检视某一社会中人们所认可的“社会类别”(social kinds),将各种“为人之道”逐一列出,排成序列。由于要进入某种受重视之类别,通常必须经过社会的认定(social validation);所谓“历程”的研究途径,是检视各种不同社会类别的“社会生命周期”(social life cycles),看个人在进入和离开某种社会类别时,被公开赋予或剥夺掉那些行动的能力。⑥

  黄光国所运用的人类学研究途径,饶有兴味。尤其从“为人之道”的被认可切入,很能凸显“人”作为一个社会学概念下的对象。基本上,此种做法下的“人”,的确可以分解成许多社会脉络中的序列,并透过“认定”的确认,以及各种不同行动能力的安顿,从而使人安居于一系统网络之中。这是一种进入社会脉络中的研究取向。不过,古代的儒者所理解的“人”,虽有受到封建宗法下的社会脉络之制约,如身份的认定、贵贱之别,故亦有如此处所论之方向。但先秦儒者之所以能于古典时期成为型塑中国文化核心之力量,绝不在于他们如何与当代的社会价值取得相濡以沫的妥协或认识。相反,先秦儒者所理解的“人”,正有其突破时代局限,返归本质性的安顿,进而突出“普遍性”的价值之意味。因此,人类学的研究路径虽有其意义与价值,但在凸显此一更具根本性的“人”之理解上,恐怕不免有时而穷了。那么,如果我们要研究先秦儒学思想中的“人”观,又不希望只在时空社会脉络中打转,我们可以从哪个视野着手呢?我认为从“自然人”到“自由人”的这一个视角,或许更值得思考。

  事实上,“自然人”的基础是建立在生物学的理解上。或许日后我们可以从政治学或法律的角度,为“自然人”的意义进行丰富化的工作,但其一起始的基点,不得不从“人”是一“自然”所生之物来看待。当然,值得我们注意的是,“天生万物”本不应存在价值位阶之高低,众生平等,在自然生化之原面前,何尝有贵贱?庄子在《齐物论》中说:

  夫道未始有封,言未始有常,为是而有畛也。请言其畛:有左有右,有伦有义,有分有辩,有竞有争,此之谓八德。

  天地自然之道,本未有封界以为区隔。然而,人的智心以入,则各种价值分位之别,应运而生,从此“人”乃往而不返。《诗经·大雅·烝民》亦云:

  天生烝民,有物有则。民之秉彝,好是懿德。

  天之生众民,予之各类事物以长养之。只不过,这些事物乃“有其物”便“有其则”,并构成长养众民之资源。而且,应进一步思考的是,不只生活世界之事物有法则,“人”之为天之所生,亦有其法则需遵守之。是故,从“存有论”的角度来看,“人”与“物”是为“天”之所生,则在“存有”面前,人与物当是一种存有的平等状态,或者借用施友忠的话来说,即是一种“一度和谐”的状态⑦。前引《齐物论》之论“道”,亦是如此。然而,值得注意的是,破坏这种原初和谐的力量,其实正来自于“人”自身的“自我觉醒”。

  本来,人的觉醒应为一种进步的发展!但是当“人”以自为之判断,“重新”看待此一芸芸世界时,世界的秩序便脱离了“天”的原初和谐状态。“人”与“物”的“一体”之感,逐渐消逝,“人”作为安顿世界秩序的新力量,建构了美丽新世界,却同时付出破坏“和谐”的代价。古代道家思想的问题感,便当是基于此种“新世界秩序”的不安之上。先秦儒家看似正视此种新秩序的来临,可是“制礼作乐”之后的乐观,却也在其后的“礼崩乐坏”焦虑之中,逼得先秦儒者不得不重新思考新世界的安顿。因此,我们可以说,先秦儒道两家的学者,其实都意识到“人”之形象,在自我认同的建构后,已然鲜明地与“物”有别。但这个鲜明的形象,却又在人所树立的制度异化后,进一步束缚了“人”的自由。所以,儒道二家的学说即在此一时代中产生,而二家差异之表现,便是他们对于“新世界秩序”的态度与面对模式的不同所使然。

  不过,在上述的自觉中之焦虑,我们却看到了一个极有趣的情形。“人”与“天”的谐和关系,其实代表着人与自然的同一关系。因此,从根本上来说,此时的“人”是一“自然人”。而且,这时的“自然人”无所谓“自由”与否的问题,也无所谓“僵化”的问题。可是,当“人”开始有了独立的自觉之后,其与天、地、及万物间的分化,却破坏了浑然整全的原始秩序。于是,构筑了以“人”为中心的新世界之后,“人”越来越离开“人”本身。长此以往,“人”反而被“人”所建构的世界,如语言、阶级、制度……等所框限。所以,事实上,“人”越来越不“自由”。但在意识上,“自由”的感受反而因为这样的束缚,更加凸显出来。当然,古代中国人并没有使用“自由”一词以表达其心中的要求。可是,道家所意识到的“倒悬”,不正是失去“自由”的写照吗?而儒家认为“礼”只有“仪文”而无真情,亦成为一种“限制”人的工具。这些所指,在在都指向“自由”的失去。因此,如何使人恢复“自然人”的谐合状态,就成为他们最大的思想任务。然而,重返神圣“自然”状态的想法,既经“人”之自觉历程后,便已然成为不可能的任务。此时,复归原始“一度和谐”的精神,当只能从“自由”的恢复上着眼。职是之故,先秦的思想家面对“人”自身的理解,便不得不从“自然人”走向“自由人”了。

  其中,值得本文作为进一步分析的问题,便在于先秦儒者是如何能够回返分化之前的和谐,而又能与分化之后的“人为作为”不致冲突?恐怕正是他们最大的课题了。一如前文的讨论,“礼”的制作代表当时社会架构的设计,这是伟大的文明事业。所以,周公的“制礼作乐”便成为日后传诵的不朽功绩,而构成此一制度的背后基础,即是封建宗法的血缘关系之精神。“人”在此一经半自觉意识洗礼的文明事业里,突出了“人”的精神价值⑧。但是,经过历史的积淀,有意识的礼乐形式,却是在“人”一次又一次的实践下,精神的真谛早已远飏,仅空留“仪文”的形式。于是,儒者既不能如道家者流抛弃具文,致虚守笃以复常,又无法独力构设一套“新”的制度以安人。那么儒者又有何种策略,以应对此一时代困局呢?我认为先秦儒者透过“人性论”的深入检讨,直探“人”的大根大本,即是解决之道!事实上,这不仅仅只是先秦儒者的孤明独见,即使是其他家派的学者,也都意识到这条解决的途径。只不过,从后来的发展来论,先秦儒者所作的努力,以及其所发掘的深度,正是最深刻的一条道路。也正因其深刻,是以儒者在“价值意识”的主体面,建构了“人”的积极价值,从而型塑了日后中国文化的主流核心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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